您的位置：从版画看古代日本的性别流动
但是阐述此次展览的策展人迈克尔·沙尼翁（Michael Chagnon）认为，虽然武士阶层同性性行为由来已久，江户时期又进一步商业化，可是男性同性性行为还是仅限于边缘群体，比如歌舞演员。而女性同性性行为鲜有记载，因为女性并不像男性一样有性自由。由于男性作为男权文化的主宰，女性作为他者，尽管“出格”不妥，但终究构不成什么大的威胁，他们无法忍受的是来自于自身权力结构内部的叛徒。另外，针对有些人提出的儿童色情质疑，沙尼翁解释道，版画中的青春期性行为尽管目前看来有些难以接受，但在当时，受较短的寿命（人均寿命不足40岁）限制，法定婚龄或两性关系的承诺年龄尚不存在。
《秋暮诗三首》三联画透视图（triptych of “Three Poems on Autumn Twilight”），奥村政信，约1742-1744年江户时期最终在西方猛烈的军事攻击下结束了，从此日本开始积极学习西方的技术、照搬西方的政权模式。而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西方的“科学”观几乎已经成为日本乃至全世界所严格遵循的准则。随着“性”的科学研究在19世纪的欧洲越来越发达，在性的“正常状态”与“偏差行为”等议题上，科学（以医生、法官为代表）逐渐取代了宗教与文化而成为权威的声音。在此，借由对“自然”与生物学规律的科学论述，生物特征与性特征变成了同义。这一极具权威的“科学”典范在称霸了近一个世纪之后，才逐渐遭到新的哲学与社会学观点的严厉挑战。
近年，台湾中央大学设立的性/别研究室在性别中间加了一条斜线，这条斜线意义重大，因为它简洁而清晰地将我们所关心的“性别”与“性”联系起来。“性”而有“别”，重在强调其中的“差异”，除了有男、女、跨性之别，各自还有内部差异；有异性恋、同性恋以及其他各种“恋”之别，而即使是各种恋之内也有差异。性/别研究则会平等地对待各种性“别”、性别权力关系和社会差异（如性、年龄、阶级、种族、身体等）。
一般而言，大众所理解的性别论述与学院派所提出的“性/别”理论之间还存在有相当的差距。在前者（以及后者当中）的一部分看来，性别是一种天生的东西，男女有别，不可僭越，一个人的举止行为必须顺应自己的性别（比如男人要有男人样，即阳刚；女人要有女人样，即阴柔），且在性相方面理所应当欲望某一“异性”，以便结婚生子，繁衍后代。而对于学院派的许多人而言，“性别”则是指某种虚构的“主体”，或者说，是一个被历史、文化和话语力量建构起来的东西，而并非什么自然固有的状态，有关性别的社会符码永远都是充满冲突、矛盾和流动性的，所以他/她们主张以更为包容的“性/别”意识来取代“性别”。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扮装颠覆了性别的表现方式，以及那种认为存在着某种固定的性别身份的看法，因为“通过性别模仿，扮装暗中暴露了性别结构本身的模仿性和偶然性”。她指出，由于表演者的生理性别与其扮演的性别并不相符，扮装提示了我们生理性别与表演、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以及社会性别与表演之间的差异。因而她声称，性别不过是一种戏拟或模仿，而且，扮装并不是对某个原有之物的模仿，而是对相信存在（这样）一个原有之物这一观念的模仿，由此可见，扮装者所“复制”或模仿的那个“原有之物”，其实也不过是没有任何可辨识或可确认的起源的虚幻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