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中央银行》：周小川何以获得终身成就奖

 　 中国央行原行长周小川获得2019年《中央银行》终身成就奖，成为全球第六位该奖项得主。《中央银行》杂志详细回顾了周小川执掌央行15年的职业生涯，称赞他是一位务实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者，能将学术研究与现实决策高度结合，且心怀公共利益。

　　2月12日，英国中央银行业务出版社（Central Banking Publications，下称《中央银行》）的年度系列奖项如约而至，中国央行原行长周小川获得2019年《中央银行》终身成就奖，成为全球第六位该奖项得主。此前，获得该奖的官员包括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IMF前总裁雅克•德•拉罗西埃等。

　　《中央银行》杂志详细回顾了周小川执掌央行15年的职业生涯，称赞他是一位务实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者，能将学术研究与现实决策高度结合，且心怀公共利益。周小川亦是一位大胆的改革者，他在汇率及利率自由化、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等事业中扮演关键角色，且这些改革都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任期内，他成功地使用了货币政策，并全力展开结构性改革，对中国持续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出了重大贡献。” IMF总裁拉加德对《中央银行》称。

　　“周小川在同僚和上级中享有极高声誉，他思想开明、分析清晰、吸引人才能力强，能将美国和在国外接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家引入中国。”中投公司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国际顾问、香港金融管理局前副行政长官沈联涛评价指出。

　　亚洲金融危机和2005年“脱钩”

　　该文介绍，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周小川就坚定支持人民币不贬值，这对维持中国竞争力和宏观经济稳定意义重大。面对亚洲多国汇率崩溃的阴影，周小川和前任央行行长戴相龙提出，中国应保持与美元挂钩以增强信心，支持加入世贸组织（WTO），并防止港元贬值。

　　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被视为防止亚洲危机进一步蔓延的决定性因素，此举提升了中国在同行中的声誉，同时也提高了中国央行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1998年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是稳定金融亚洲危机的关键因素。” 原香港金管局首席执行官任志刚（Joseph Yam）对《中央银行》表示。

　　2002年，周小川正式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从1998年到2002年间因通货紧缩而逐渐放缓，中国开始通过信贷扩张来寻求经济增长。就在周小川接管央行不久后，他对信贷扩张、尤其是房地产行业产生警觉，因为资产价格已经出现通胀的苗头。2004年，中国央行决定加息。周小川的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中国央行在货币政策中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周小川帮助建立了一个更趋于科学完整的货币政策框架，并配备了一系列的现代化政策工具以及与之配合的行政措施。”《中央银行》编辑、《中国人民银行的崛起：制度变迁的政治》一书的共同作者评价指出。

　　自亚洲金融危机到200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保持在8.2。但从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的数年里，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来自国际同行日渐增多的批评声，因为人民币被低估了。为了维持中国的汇率稳定，中国央行不得不用人民币购买银行间市场的过剩外汇，这相当于发行基础货币。

　　后来，经过国内外大量密集的谈判和中国央行派人去新加坡学习浮动汇率管理制度，中国央行的汇改蓝图和金融改革获批，北京宣布摒弃人民币盯住美元，采取一篮子货币——主要是由美元、欧元、日元和韩元及比例较小的英镑、泰铢、卢布、澳大利亚元、加拿大元和新加坡元——以及2005年人民币的一次性升值2.1%（而中国央行支持的升值幅度为4-5%）。

　　“2005年，中国央行在人民币汇率升值达成共识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周小川被称为‘人民币先生’。”贝尔和吴辉指出。

　　金融改革

　　中国人民银行还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即确保依据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得益于这一法律，中国还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资助国家重点投资项目，减轻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压力。与此同时，管理四大商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CCB）、中国工商银行（ICBC）、中国农业银行（ABC）和中国银行——的权力也集中在总部一级。

　　然而，在1993年房地产价格大崩盘后，中国银行业受到不良贷款的困扰。据一些人估计，1996年整个银行业都面临“技术性破产”，不良贷款比例占到贷款总额的25%以上。中国相关部门支持资本重组计划，政府通过财政部向银行注资326亿美元，而财政部发行了相同数量的特别国债。这使得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1997年底回升至8%。不良贷款由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即信达（CCB）、长城（ABC）、华融（ICBC）和东方（中国银行）。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总计发行了1.4万亿元债券，以便从各个银行接收14亿元不良贷款。

　　周小川曾在1991年至1995年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1998年至2000年担任建行行长，因此对中国各家银行的不稳定状况了如指掌。

　　在2002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后，他推动了一系列政治上可行、技术上合理的银行业改革。其目的是通过释放基于市场的机制，使银行建立在可持续的发展基础之上，同时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改善金融和经济整体稳定性。“周对金融机构及其在帮助强化中国货币政策执行能力方面的作用有着极具战略性的眼光，”沈联涛说。

　　中国人民银行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充分利用其超额准备金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同时中国政府还开展了另一项不良贷款处置，涉及1.2万亿元不良贷款——所有这些不良贷款被转移到中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接收，但这一次是通过拍卖机制。

　　2004年1月，获中国人民银行支持的中央汇金投资公司从这家中央银行的储备金中拿出450亿美元注入建行和中国银行（周小川曾在这两家银行工作）。作为中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也在2005年从中央汇金获得3.65亿美元注资。“他明白，应该积极主动地使用外汇储备，”沈联涛告诉《中央银行》。

　　最终，由中投公司管理的中央汇金成为中国银行体系的第一大股东。中央汇金有望从银行股权中获得财务回报。

　　周小川还支持将银行上市作为一种机制努力，迫使它们改善自身糟糕的信贷分析、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能力。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行业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CBIRC）主席郭树清当时赴任建行董事长，上任后他便对整个建行系统做了精简，包括将董事会成员减少75%，提供绩效激励机制，并挖走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一名企业规划师。

　　“自2002年以来，周负责组了意义深远的银行业改革，并在其任期内率先推行金融自由化，在满足快速增长的政治需求与央行稳定物价的使命之间达到了平衡，”格里菲斯亚洲研究所ARC未来研究员冯辉告诉《中央银行》。

　　在周小川带领下，中国人民银行还通过推动国有股份挂牌上市，推动了2005年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还通过中央汇金控股了一批全国性券商（national brokerages），通过中央汇金旗下建设投资有限公司（Construction Investment Co，）控制了众多规模更小的地区性券商。截至2005年底，国务院批准中央汇金向37家券商注资375亿美元。

　　中国人民银行还针对与券商操作不当有关的股票投资者设立了保护基金，这实际上赋予了中国人民银行在证券市场上的一些监管权。在具有相关资质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配额制度下，它还是中国A股市场外资的早期支持者。“他的视野总是以市场为导向，总在想方设法改善市场机制和基础设施，”沈联涛说。

　　人民币的国际化之路

　　在国际舞台上，周小川同样享有盛誉，无论是各国中央银行的同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等多边机构的官员，都对他赞赏有加。这位古典音乐爱好者被认为很睿智，为人幽默、风趣，在经济发展上有远见，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兑现其承诺的政策效果。

　　国际清算银行的内部人士称，周小川会定期出席央行行长会议，只有在国务院要求他参加其他会议时才会错过这些会议。据说，他在会上“非常活跃”、“头脑清醒”。关于他在IMF和20国集团会议上扮演的角色，也存在类似的评价。尽管周小川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确实让他在国内遭到批评，但这并没有损害他的声誉——或许是因为他长期致力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周小川在人民币的国际化道路上发挥了核心作用：持续修复中国资本账户制度中的漏洞，努力放宽外汇管制，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推动中国货币的使用。

　　2008年过后，中国人民银行加紧推动人民币在全世界的使用。他支持人民币在香港和其他地区的离岸发展，鼓励在有商业意义的地方以人民币进行双边结算。中国人民银行还签署了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最初是与亚洲和发展中国家的央行，后来又在2013年与欧洲央行达成了35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与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达成了20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

　　更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是，人民币在2016年被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尽管中国仍在对许多货币实施管制，尽管一些国家的央行储备金经理对中国在岸债券的流动性，以及在极端危机爆发时它们不受控制地转换中国债券的能力表示担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所以决定给予人民币10.92%的特别提款权配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实施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周小川在推动建立更健全的国际货币体系上的努力。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所说：“在周的努力下，中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伙伴关系获得显著发展，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一直很好。”

　　第三个任期

　　周小川的第三个任期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

　　2013年周小川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一职务使得他可以在过了65岁正部级领导干部退休年龄之后继续工作，于是他开启了又一个央行行长任期。周小川抓紧时间，再次推行他的改革议程。

　　尽管外界猜测周小川可能在2013年被取而代之，但中国央行还是启动了利率机制改革，为银行贷款利率设定了下限，为存款利率设定了上限。这些限制措施在确保银行盈利的同时，禁止银行发放高风险的表内（on-balance-sheet）贷款——这种贷款意味着，国有企业往往以私营机构的代价获得融资，而私营部门才是创造最多新就业的行业。汇率改革旨在帮助中国向更具创新性和服务性的增长模式转变，而不是向中等水平的制造业出口模式转变。这也代表着一个逆转表外（off-balance-sheet）贷款趋势的机会，尤其是通过理财产品，这种贷款的规模已经达到威胁金融系统稳定的水平。

　　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率先推出银行间存单，接着取消了较低的贷款利率门槛。2015年，它取消了基于市场的存款利率上限，尽管仍然存在以正式定价指导和自律机制进行限制的形式，而存款利率不得超过基准利率的50%——尽管存款利率的全面放开对提高中国人民银行传递政策决策的能力至关重要。2015年，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覆盖所有银行的人民币和非人民币存款，每家银行储户人均存款不超出50万元部分将得到保障。

　　周小川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努力，一直依赖于宏观经济环境。收紧信贷标准（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和房地产行业相关融资）的努力有成功，也有失败。2016年，当中国面临现金大量外流时，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再次加强资本管制。

　　在新的监管制度下，中国人民银行的作用总体上得到了加强，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的行政办公室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而具有改革思想的易纲接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郭树清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副行长兼中国银保监会（CBIRC）主席。本月，中国人民银行还被赋予制订宏观审慎政策的职责。

　　“周一直是中国央行的一位革命性人物。”冯辉告诉《中央银行》，“他很大程度上已经把央行从一个官僚机构变成一个技术官僚机构。他兼具政策制定能力和政治影响力，既能采取果断行动，又知道何时采取措施把事情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