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近年来中国资本外逃规模及方向

什么是资本外逃？

资本外逃在1980年代被定义为短期投机资本流出[1]。在维基百科中资本外逃则是指由于到某种冲击（纳税负担加重、债务违约风险上升、政治风险显现等），资本从境内大规模流到境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些文件中，资本外逃则被定义为超出正常资产跨国配置战略所需的任何资本外流。[2]在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经济体，资本外逃可能是合法的。但在实行资本管制的国家，资本外逃则一般是不合法的，因为资本管制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是要制止资本由于负面冲击而大规模流出。在中国，资本外逃一般被理解为违规、违法的资本外流。资本外逃同一般资本外流的重要区别是它的不合法性，但资本外逃和资本外流有时也难以区分。例如，某些资本的流出虽然经过合法手续，但目的是洗钱、鲸吞国有资产，因而应该算作资本外逃。相反的例子是，有些资本通过不合法的途径流出国境，但其目的只不过是逃避繁文缛节，降低交易成本，本质上说不是资本外逃。经济学家当然不应该把资本外流等同于资本外逃，正如我们不应该把马等同于白马。事实上，似乎也没有哪个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会把资本外流等同于资本外逃。本文把资本外逃定义为源于某种负面冲击，且会对国民福利造成损害的资本外流。

在经济学文献中，资本外逃的负面影响主要包括：导致金融不稳定，主要体现在导致利率和汇率的不稳定，削弱货币当局的调控能力；损害国家的生产能力；削弱国内的税基；降低国内的投资能力；增加外部融资的边际成本；削弱混合经济制度的合法性。[3]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相比，对中国这样的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外逃的危害尤甚。首先，资本外逃导致国家净资产和国民收入的减少。其次，国民财富或国有资产被少数人鲸吞从而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不稳定。再次，资本外逃破坏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最后，在危机期间，资本外逃可能成为压倒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当然，资本不会无缘无故外逃；在许多情况下即便采取各种非常措施，资本外逃也难以抑制。但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遏制资本外逃，“肉烂在锅里”，即便发生金融危机，这个国家也能相对容易地重新站起来。不言而喻，当此金融监管风暴降临之际，中国必须“扎紧篱笆”。

在经济学界对资本外流的严重性、加强资本管制的必要性已经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还有必要讨论资本外逃是否严重、并对资本外逃的规模做个大致估计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首先，我们需要把资本外逃同一般的资本外流区分开来。资本外逃对国民经济的危害性是长久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一般的资本外流可能会对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但其对经济的伤害一般是短期的、可修复的；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是合理的和有必要的。其次，资本外逃是隐蔽的，不可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官方统计（如国际收支平衡表）之中。如果不试图确定资本外逃的规模、甚至无视资本外逃，就不能准确估计资本外流的规模，从而导致政府和货币当局贻误采取应对之策的时机。再次，对于一般的资本外流，政府和货币当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实施相应的宏观稳定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用市场手段加以应对。但对资本外逃，由于其动机和实现手段的特点，是需要进一步采取其他手段加以应对的。如果对资本外逃的规模心中无数，政府和货币当局就无从判断采取某些措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最后，同一般资本外流不同，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可能是社会和经济的基本面出现深层次矛盾的反映。掌握资本外逃的真实规模，有助于提高全社会对推进深层次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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